戴文赛的青少年时代

张明昌

      今年是我国著名天文学家、天文教育家、我国天文教育事业的奠基人戴文赛诞生100周年纪念日,为纪念他对我国天文学作出的巨大贡献,特撰写了此文。

贫困的家庭

       1911年是风起云涌的革命之年, 10月10日爆发的武昌起义很快就成为熊熊的燎原之势,席卷中国大地,各省纷纷响应,陆续宣布脱离朝廷独立,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终于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王朝。然而,辛亥革命并没有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现状。当年12月19日诞生于福建漳州的戴文赛的一家仍然处于难得温饱的困境中。

      人所共知,福建是人文萃荟的文化大省,但也是"东南山国"的多山之地,全省80%以上的地区都是崇山峻岭,只有东边沿海的福州、厦门一带地区是一片平原,戴文赛的家乡龙溪县也在其间。在明、清时代,它是"漳州府"府治的所在地。县城并不太大,但却也有众多的神话传说,而这些美丽的故事,又大多与我国的图腾--"龙"密切相关,例如,地处城西南有座"龙腾山",相传在那儿的溪水中常有龙出没嬉水,而山上也为此专门建造了一座"云龙亭"。而在县东面的那条"九龙江",据县志记载,在南北朝的梁代(502~557年),有人就见到有九条龙在江中戏水,江名也是由此而来。龙溪县的周围是一片丘陵,大大小小的山岭也是千姿百态,风景绝佳的山峦至少也有几十个之多,其中位于西北的天宝山也小有名声,世代相传说,山中常有宝珠的光辉

我国著名天文学家、天文 教育家

戴文赛教授(1911—1979)  

 

直冲云霄,宋朝时也真有渔民觅得了宝珠献给了朝廷。天宝山下有个天宝镇,镇离龙溪县城约有10多公里。天宝镇依山傍水,山青水秀,景色宜人,镇边有个小村庄——洪坑村更是远山叠翠,曲水清冽,鸟语花香,民风淳厚,戴、沈、韩、柯、林等五个姓氏组成的几十户农家相处平和融洽,戴文赛的一家就是在这秉天地钟灵之气的小村内生活了多年。    
     
      戴文赛的祖父戴国萍是地道的农民,很早就离开了人世,而戴文赛的父亲名群英(乳名元象)虽是农家出身,但却极好读书,一向文质彬彬,待人则温文而雅,所以对农事反而知之不多,居然不会稼穑,是一个农村中的"读书人"。
      戴文赛的母亲名叫高信德,却是漳州城内的大家闺秀,娘家的家境相当殷实,只是或许因为从小就有些"叛逆"的性格,死活不肯缠足,而在19世纪的封建时代,长着"天足"的女子是为上层社会鄙薄的,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她最后只得下嫁到洪坑村,做了贫困的戴家媳妇。但她却有着中国妇女传统的美德,乐天知命,坚韧果敢,与丈夫相依为命,互敬互爱,把家操持得井井有条,在最小的孩子戴文赛来到人世时,高信德已是44岁了。
      戴文赛排行第九,但贫困的家境使大姐,二姐、大哥、二哥及三哥5人,都因病而过早地夭折了。因此,戴家最后只剩下三姐戴珍琴、四哥戴尔宾、五哥戴迈伦及老六戴文赛(这是记男不记女的"小排行"次序)。
      由于父亲戴群英不谙农事,为了减轻沉重的家庭负担,他们也只得把他们惟一的爱女珍琴早早地婚配出去,她与她丈夫杨天成在婚后不久就远渡重洋,到了新加坡去谋生。先是小本经营,在家庭作坊中制造酱油出售,后来渐渐在那儿生根立足,办起了小有规模的"杨协成酱油制造厂",他们生产出来的产品不仅在新加坡大受欢迎,销路很好,后来还打开了国际市场,把产品远销到了欧洲和美国。戴珍琴平时对聪明活泼的戴文赛尤其疼爱,二人的感情也特别深厚,在她去了海外之后,虽然关山所隔,但每逢佳节,她总是念念不忘这个最小的小弟弟,都会写信回来,而其中则不乏对小文赛的亲切问候,并时常给他寄来一些她及她们一家人的照片,而在父亲的回信中,戴文赛也总要写上几句,但他深知姐姐不会"国语"(普通话),所以总是会用专门的"闽南拼音"给她写回信,倾诉对姐姐的思念之情。
      既然戴群英不善农事,所以后来他们索性将所有的10多亩田地全部租了出去,每年按田里收成的一半收取租金,这些菲薄的田租很难应付六口之家。所幸的是戴群英有一定的文化基础,他们一家平时笃信基督教,平时研读《圣经》也特别用心,于是,他得到了当地教会牧师的赏识和器重,经常被请到教堂"讲道"。而布道时所得到的一定的报酬,居然也就成了他们生活来源之一。
      戴群英的父亲也非常聪明,木匠活十分了得,戴群英当然也秉承了这份手艺。为了生活,他也经常干起木匠活,为邻近的村民们加工一些农具的零配件,如锄头、镰刀等的把柄,小件的家具,烧火煮饭时少不了的风箱、农家的桌椅板凳……
      尽管戴群英终日辛劳不已,可他们仍然生活得相当艰难。幸得母亲高信德持家有方,她吃苦耐劳,精打细算,她宁愿过着清贫的日子,也不愿去向娘家求贷。经她的巧妙安排,戴文赛居然也能与他的两个哥哥"无忧无虑"地度过了他们的童年,很少受到饥饿的折磨。

难以为生到漳州

      民国三年(1914年),在戴文赛3岁之际,由于灾荒不断,他们赖以生存的地租也就没有了着落,万般无奈他们只得搬迁到龙溪县城--高信德的娘家去(当时人们在习惯上总是把这龙溪县城称为"漳州城"),毕竟在城中他们可能会有更多的机会,可能会寻找到合适的工作。
那时戴文赛的外祖父已经不在人世,他所留下的家产与一个大院子,已全部由舅父高敬亭继承,大院位于县城的东坂后街。这是一条可以走马车的大道,在当时亦是一条相当宽敞繁荣的大路。当时经商的高敬亭已经相当富裕,可对于姐姐一家的到来,他心中是老大的不乐意,只是碍于姐弟的骨肉之情,才极为勉强地接纳了这一家平日很少往来的亲戚。就在外院的一座小楼里,他拨出了3个房间让他们安生。
      看到经商发了财的弟弟终日混迹于商海,对自己的同胞骨肉冷若冰霜,不时还会投来白眼她只能忍气吞声,真是"在人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
      戴群英一到县城,先在一所中学中谋到了一个职位,可是薪金却十分微薄。幸好戴文赛有一姨父,他主动让戴群英到他的药材店来兼职。这样全家的生活才有了初步的着落。直到后来戴文赛的四哥戴尔宾在姨父的帮助下(借给他500元,让他实现了留学梦),终于在海外学成归国,成为一个很有社会地位的修筑桥梁的副总工程师。1931年尔宾风风光光地"衣锦还乡",回到这高家大院,直到此时,舅舅一家才一反常态,傲慢换为恭敬,白眼变了笑脸,主动前来问寒喧暖,从此对他们刮目相看……
      戴文赛的父母坚信,贫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愚昧无知,是没有文化知识。所以他们千方百计地节衣缩食,陆续把他们兄弟三人都送到了学校。值得庆幸的是,他们发现,这三兄弟一个比一个聪明伶俐,一个比一个更加懂事识体。因而尽管生活中充满了辛酸,工作也相当劳累,但一见到这三个活泼可爱的孩子,他们的心里便升起了希望。他们相信,总有一天,这三个孩子都会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

聪明的少年

      戴文赛是戴家的老么,母亲生下他时已届44岁。 "老来得子"加上艰难的家境,使她没有足够的奶水来哺育小文赛。所以戴文赛是靠了米粉糊糊活下来的。先天营养的不足也使戴文赛成为家中体质最弱的一个。
      万幸的是,体质上的先天不足并未影响戴文赛的智力发育,相反地,戴文赛从小就显示出过人的聪慧。正如他的一位好友所说:"上帝给了你特别的恩赐,祂使你聪明过人,多才多艺,人人称赞。"但贫寒的家境,寄人篱下所体察到的世态炎凉,也使他从小就养成了倔犟而好胜的性格,但父亲那谦让温和、通情达理的秉性、母亲任劳任怨、坚韧刚强的品格,又都在他身上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扬。虽然他平时的言语并不太多,可是从他那双又大又黑的明亮的眼睛,就可看出这是个绝顶聪明的少年。在稍大一些之后,戴文赛更是常常主动地帮助父母做些力能所及的家务劳动,所以他格外让人疼爱。

      戴文赛真是十分懂事,他与两个哥哥相处得非常融洽,真称得上是兄仁弟悌,其乐融融。他尤其佩服四哥尔宾,尽管文赛还在小学时,尔宾已经考上了厦门大学离开了漳州的家,但他始终对文赛有极大的影响,正是因为有了四哥的榜样,所以戴文赛也从小就爱上了自然科学,并立志于理工科。也正是在四哥的勉励下,在中学时代,戴文赛就显露出

少年时代的戴文赛

在数学物理学方面的才华,一些别人头疼的难题,他常常是几乎不费多少力气就得到了正确的答案,所以他不光是成绩出众,而且是对于新东西有极强的接受能力,同学形容他是"一学就会,一会就精。"同学们一见到他那深邃的目光,就知道他一定又在思考着什么新的难题了。正如他的知己朋友林我铃所说:"我们年少的伙伴都觉得文赛是一个奇才,在小学与中学时,我们从来不见他专心读书,但年年大考他总是第一名。"戴文赛的一位侄女后来回忆说,祖母在谈及六叔时,经常说到他脑子聪敏,甚至如果只考了第三名,回家准得挨骂了。
      尤其难得的是,戴文赛同时还有极好的记忆力,同学们都说他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学习奇好,却并不"刻苦"。在同学的眼中,他用在书本上的时间并不比他们多,可每每考试下来,他总是能稳稳地名列前茅。不但数理化各课上遥遥领先,英语也学得相当流利,而国语等科目同样是少有的"尖子",所以每学期结束,他总是和两个哥哥一样,高高兴兴地举着学校颁发的奖品回家,而文赛所得的奖品总是三人中最多的,所以他又可获得母亲的一份奖励--母亲特别为获奖最多的孩子做的一碗"米线"。这也是戴文赛平时最爱吃的食品,在幼年及青少年时代的戴文赛的眼中,母亲所做的米线是世界上最好的美味佳肴。直到他后来长大成人后,他还会回忆过去,向他的家人说起母亲所做的米线时,往往还会陶醉其中,满面春风,双眼流露出异样的光华。
      戴文赛自小就能合理地利用时间,能取得事半功倍的高效率。这种人们称之为"弹钢琴"式的本领,也使他受益终生,直到他成年后,他的手头上常常有许多重要的工作,而且它们往往是性质迥异,需要用不同的思路,不同的方法去处理解决。他总是有条不紊地把它们一一列出,写在一张纸上,巧妙地让某几项工作同时并进,每完成一项,就在纸上划去一项,待全部高效率地完成后,则又有新的工作表……他就是这样,永远有干不完的工作,但他又有永远用不完的精力。他曾与家人说过:"马克思说过,工作要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我认为,这在任何时候都应当是这样。"
      虽然幼年的戴文赛身体比较瘦弱,但因为他喜爱运动,后天得到了很好的补足。戴文赛的网球,羽毛球都打得很好,后来他一直还是个足球迷(这点甚至影响到他夫人,使刘圣梅先生至今也喜好看那紧张激烈的足球比赛),除了各种球类活动外,他还喜欢爬高登山,在一望万里的山顶上,他觉得心胸尤为宽阔宽广。青年时代他的兴趣极其广泛,除了体育运动外,他还精通桥牌,经常能出奇制胜,击败对手。他更酷爱音乐,早在幼年时代,他就会多种中国乐器,三弦、笛子、二胡,样样都来,众多的中外名曲他也非常熟悉,后来他又了解了许多著名音乐家的生平。正是这些高雅的音乐美韵陶冶了他的心灵,大大丰富了他的人品修养与性格魅力,使他态度更加谦和,性格更加开朗,胸襟更加宽阔,志趣更加高尚,更加不断进取,不断攀登。戴文赛还是一名难得的文艺积极骨干,经常参加学校的文艺活动,还在中学期间,他曾编写了一个剧本,并组织同学一起排练,为了在校内正式演出,他是既是编剧又做导演,既当演员又干杂务,又管道具又搞布景,因而当那天真正在学校演出结束后,他已经累得筋疲力尽,刚回到家中,便一头"倒"在了籐椅上,动弹不得地躺了几乎一整天,让他父母亲吓了一大跳,以为他得了什么急病,后来问清了原委,母亲又心疼,又喜欢,特意又为他做了一碗鲜美的米线,让他吃了个饱,才渐渐恢复了体力。
      由于父亲与教会中的外国人常有往来,所以戴文赛从小就与外语有了一定的接触,以他的天赋,尤其是在集美中学读了一年后,又上了一年的"英文专修科",所以他很早就有了坚实的外语基础,1928年,戴文赛生平第一篇译作《谈香》(Smell are Surer than Sounds and Sights)已赫然刊载在当年的《寻源中学校刊》上。
      正因为戴文赛是个难得的全材,所以无论小学、中学,都得到了老师的青睐,他们都为他感到骄傲。当时在寻源中学执教的美籍教师徐光荣夫人(Hero·Scott),对戴文赛更是钟爱,在她后来回到美国后,只要写信到寻源中学,总要关切地问及戴文赛的情况。1938年,她专门写信给已在新加坡的林我铃,要他"如去中国,必定要去看看文赛,我们已经很久没有他的消息了。

纯洁的友情

      戴文赛在年轻的时候,虽然兴趣广泛,喜爱运动,但却并不夸夸其谈。他待人诚恳,性格随和,乐于助人,所以他的朋友很多。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凡他们每次相聚,总会谈及当年的戴文赛如何从小学到中学、大学,每次考试的魁首总是他。而戴文赛也十分珍惜这种友情,在英国期间,他也常与同学互有书信往来,而他在信中,总是倾诉他对同学,对母校的思念,甚至"怀念FCU(福州协和大学的英语缩写)的那架旧钢琴。"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戴文赛有一个十分亲密无间的知心好友--前已多次提及的同学的林我铃,这对同龄密友相遇在育贤小学,那时二人的家又住得很近,都在东坂后街上,林家就靠在那个"礼拜堂"的隔壁,那礼拜堂前面就是一片空地。所以他们总是相约了一起上学,直到晚年林还清晰地记得,每当戴文赛与其他同学来到他家时,他的母亲总会大声地叫他:"铃仔,你那阵乌鸦又来了!"而在放学后,他们则一起到礼拜堂前的空地上玩耍,或者踢球,踢毽子,捉迷藏,或者放声歌唱,畅想未来,有时也去租了自行车满城乱窜……尽兴后再一起回家。有时他们还会跟着别人到乡下去看戏,以致弄到天黑才借着别人的火把踉跄回到家中。十分凑巧的是,小学毕业后,二人又进入了同一所中学,甚至后来还在福州协和大学相遇--戴文赛于1928年进入了福州协和大学的数理专业,而林我铃则考入了该校的政经专业。
      多年的交往使他们志趣相投,连他们的兴趣爱好也有许多共同之处,他们都酷爱音乐,喜欢唱歌,经常一起唱苏格兰民歌《Auld lang Syne》(友谊万岁)"宁有故人,可以相忘,怎不春怀畴曩?……往日时光,大好时光……重入当年的梦!……追怀往日,引杯须长,重入当年的梦!"在中学时代,二人出于同样的爱国热枕,常常一起结伴,走上街头参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示威游行,宣传抵制日货,在学校中则一起出墙报,写文章揭露日帝的侵略行径。
      二人真是情同手足,十分珍惜彼此的友情,他们在学习上互相帮助,共同探讨有关的问题,在政治观点上也颇为一致,甚至连对于人生、对于爱情也有几乎完全相同的看法。最有趣的是,由于他们"英雄所见略同",二人在协和大学"情窦初开"时,所追求的目标竟不约而同的是同一个她!他们在互不知晓对方所恋的情况下,都悄悄地爱上了在教会女校的一位华侨女学生--她的英文名为Sophie(他们称她为苏妃),这位寄读于学校的华侨小姐当时正值十六七岁妙龄,自然是他们心中的"西施",他们常利用一切机会去一睹芳容,在一次篮球赛上,他们为她奔跑跳跃的身姿喝采加油,为她投篮中的鼓掌叫好。在音乐会上,他们又被她所弹奏的贝多芬的乐曲所陶醉……后来她那女校的学监闻讯后,竟对二人戒备森严,使他们再也不易见她。所以他们根本没有机会向对方倾诉衷肠,不久(1928年)红军攻进漳州,这位苏妃就离开了福州去了仰光老家,从此再也没有回来,二人也只得将这段没有开始也未有结果的恋情深深地埋于心底,也是在她远去之后,二人才得知他们所钟情的竟然会是同一女子,不觉相视而笑了起来。事隔多年之后,戴文赛曾于1942年在昆明时见到过Sophie一面,但时过境迁,戴文赛写信给林我铃时,说他们以前心目中的"公主"早已嫁给了一个美国人,"虽然昔年风韵略存,却已不再是我们从前理想中的勤俭妃了。"
      林我铃于1935年从协和大学毕业后先是去了上海,1937年夏,戴文赛到上海候船赴英,所以二人欢聚于黄浦江畔,各抒别后情景,畅谈今后的鸿图,相约将来为国出力。可谁又会料到,这竟也是二人最后一次相见!自此一别,戴文赛去了英国剑桥,攻读天文学,林我铃则因不久后"八·一三"战事爆发,日本侵略者的飞机在上海狂轰滥炸,林我铃也只得飘洋过海,去了新加坡谋生。戴在英国时,他们之间还常鸿雁穿梭,互诉友情,可在戴文赛学成归国后,由于战事的原因,他们之间多年的情谊却如断了线的风筝,纯洁的友情也为万水千山所隔。

      1971年林首次回国观光,他知道昔日的老友在南京,所以专程到南京来找文赛,可谁能料到物是人非,此时"文化大革命"早把戴文赛扫地出门,他那时已被赶到溧阳农村接受批判及"劳动改造",身体早已失去了自由,林我铃在南京人地生疏,哪里找得到他的踪影,何况行程匆匆,只空留下无限的惆怅和忧伤,败兴而归。直到1978年戴文赛已经患病住进上海瑞金医院,林我铃再次回国观光,但因事先不知戴的情况,竟无法改变早已安排好的行程,只能投寄一信,此信从北京发出,经南京再转到上海瑞金医院,在病床上的戴文赛才知一切,可当时戴文赛已是身罹绝症,正在苦苦地与病魔作最后的抗争(当时他们二人都不知道,戴实际上已到了他生命的最后关头),二人最后一次相聚的机会也就失之交臂。

求学生涯

      戴文赛在6岁那年就进了当地的"集贤小学"。在他小学毕业时,正好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在厦门办起了"集美中学",戴文赛当时就考入了这所各方面条件都很优越的学校。但是由于父母难以筹措到那不算太高的学费,所以文赛在第二年(1925年)就回到了在本地的一所教会学校--寻源中学。该校也是一所较有名望的中学,曾出过两位当时人称中国 "英文写作最好的"--林语堂与林我锵。原先学校办在鼓浪屿,也是到了1918年,才迁到漳州离戴家不太远的地方。再说,戴文赛的五哥戴迈伦当时也在寻源中学,二人同校求学不仅可以互相照应,而且就近上学也可以省下不少开支。
      在中学时代,戴文赛更显露出了他那多才多艺的天赋,他如饥似渴地广泛阅读各类书籍,《三国演义》、《水浒》……等名著自然早早读完,就连《七侠五义》、创造社的文学作品、爱情小说,他也是来者不拒,在课余时间,除了去看素来喜爱的"正音"(福州化了的"京剧")外,还参加了学校的铜管乐队(戴文赛吹黑管或单簧管),乐队由一个美国教师任指导,所以这支中学乐队当时是小有名气,曾一度应邀过海到金门作过表演。
      在一些爱国教师的影响下,戴文赛还常常意气风发地与同学一起上街,参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示威游行,并慷慨激昂地号召广大民众为了爱国救国,一起来抵制日货。
1928年,还不到17岁的戴文赛,以短短4年的时间读完了中学的全部课程,并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福州协和大学的数理系,为了减轻家庭的负担,戴文赛也搞了勤工俭学,他利用假期作"家教",在学校的图书馆和实验室找到了一份辅助性的工作,利用每天的课余时间,有时去图书馆,整理被翻乱了的报刊杂志,检点图书资料,把它们一一放回应放的书架上,把新到的图书分类,修补一些稍有损坏的书籍;有时则去实验室洗涮试管烧杯……虽然,戴文赛不得不为此付出比别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但图书工作也使他有机会看到更多的新书,接触到更多新知识,真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了。

      1931年,因为当时的协和大学没有戴文赛所要学的课程,为了不浪费宝贵的半年时间,戴文赛到了苏州的东吴大学数学系学习,在那儿结识了新同学徐献瑜,同年9月,他满载而归,重又回到协和。1932年毕业之前,又到进德女子中学当了半年老师,他在那儿讲的课很多:数学、化学、英语及心理学等。

      1933年他从协和大学毕业后被留于本校当助教,并兼读研究生。他当时在校内讲授大二与大三的几门数学课。与此同时,戴文赛利用业余时间,与一些志同道合的同事开始正式投入于科普创作活动,在当时有些知名度的科普杂志《科学世界》上,他们以"福州协和大学数理研究社同人"署名,办起了一个专栏《数学难题求解》,引起了全国的关注。直到戴文赛晚年,著名科普作家郑公盾先生在采访戴文赛时还专门提及了那段鲜为人知的轶事。

      1935年,戴文赛应广州岭南大学征聘,离开福州去那儿继续边当助教边读研究生;一年之后,他考入燕京大学数学系的研究生,于是,他于1936年来到了北平,为了维持生活,他同时还兼职了物理学系的助教职工工作。
      在大学时代,戴文赛依然关心着国家的命运,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咄咄逼人的嚣张气焰,他与同学们自发地办起墙报,以文章(有时用英语写)当作武器来揭露日帝的亡我之狼子野心。但他也深深地感受到,仅仅凭他们几个年轻的学生呐喊,根本捆不住侵略者的手脚,于是他想到去西方留学,走"科学救国"之路。这样他参加了当年公费出国的英国"庚款"留学生的考试,并顺利得以通过。
      从此,戴文赛的生活展开了崭新的篇章。

 

在弥留之际他还在发奋工作

为纪念他对我国天文学作 出的巨大贡献,在他生前工作的南大天文系建造了他的铜像 2002年)  

    戴文赛(1911——1979),29岁获英国剑桥大学博士学位,历任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研究员、燕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教授、南京大学教授,1954年任南京大学数学天文学系副系主任,1962年任该校天文系系主任,20世纪60年代前期,提出宇观这一新概念,阐述微观、宏观、宇观三个不同层次间的差别和联系,开创了中国天文学哲学领域中对宇观过程的特征和规律的研究,为国家培养了大量天文人才,其中许多人已成为我国各天文台站的骨干力量。

      本文作者张明昌为紫金山天文台特聘研究员。